Yesterday once more???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正堂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呵，呵呵呵呵，防冷~~~涂的蜡！”

熟悉样板戏的股民知道，这是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对白，样板戏样板戏，虽然有历史原因，却有着自身优秀的地方，连我这样年纪的人都喜欢听。不过，既然叫样板戏，就是说无论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甚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必须严格克隆经过政审的那一次的所有风貌。今天的大盘，你看起来似乎和那个07年好样板啊，可仔细再看，恐怕还是有新编的成份了。

首先，指标没有克隆，你无论怎么调整MACD这个中期趋势指标的参数观察，它的波动不一样。这次是向上的，那次是已经早于走势向下。

其次，盘中表现不一样，这次两地各几乎一版股票涨停，那次没有。

再次，这次的量能形成，是连续超过前次高点前的平均量能，那次，是明显的双头，后头比前头量能萎缩相当明显。

卡本特有一首著名的Yesterday once more，中文名叫昨日重现。大盘是否会昨日重现？我相信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有相似，但绝对不会重复。

最近看市场比较空的人士主要还是从银监的一系列调控银行的举措中嗅到了调整的空气，一旦银监有什么动作，就认为是和08年央行收紧流动性那一轮的政策如出一辙。目前这样的经济局面，为什么要解读成央行开始收紧流动性，这些举措都是消极信号，反而不去解读成这是央行和银监为了把巨量信贷的风险做一次较为直接的防范，从而保证我们的经济能有一个更好的恢复局面，是个积极信号呢？央行已经通过央票对冲了一大部分流动性了，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什么？从6月起申购资金净流入1100多亿，二级市场净流入1400多亿，这说明央行对冲的是多余的流动性，而不是全线收紧。今天国税总局又出台了加强税收征管的文件，明天又会是各家说各理的喋喋不休了，听不懂的就不听，最好是看盘面定操作。

今天的盘面，从K线上讲，我所担心的，不过是明天还是后天大盘会有一次短期的震荡，大致会以3400点为中轴，以3500和3350为上下轴，来回拉锯。今天机构极度活跃，大盘其实收的是根假阴线。既然机构活跃，为什么我还担心大盘会震荡呢？主要是今天是游资的活跃，盘中打压银行产生的长肉不长骨头的行情，如果银行拉起，机构的活跃度我们就要做仔细观察了，万一机构是借机博取短差，就会引起拉银行而压个股的走势，这只是担心，因为极短期基金还来不及切换大热点出来，这会造成盘面领头的小幅度真空，而有色再强，也需要进行短震调整，所以，这个节奏感还不一定立马出得来，会有短暂的混乱。这个极短期，指的是三天左右。不过，这种小幅度震荡，反而对大盘有好无坏，是不是一定出，还得看明天的早盘运行态势，由于各分时均为攻击形态，明天应是上攻趋势，而且基金发动的其他热点大部分在今日为强调态势，上攻动能相当充沛。担心是预备，告诉我们操作上攻击3500的时候，后面跟着的肯定是摸新高以后的小幅度收回，然后再攻的趋势，可以把握一下这种波动，考虑去做做短差。但是机构的活跃，已经显示了行情到目前的真实趋势，它不会等散户买入再活跃的，它所做的，是让股票活跃，等你醒悟了，也差不多是该到高价位的时候了。现在，它根本就不怕你跟还是不跟，因为，还在行情的主升趋势当中。

 从月线形态上，似乎5月均线和指数位置偏离过远，大盘需要来个向下回探，这也是有些人士看八月调整的主要原因，不过周线上各短期均线紧紧跟随，恐怕难以在目前有效打开大幅调整空间的，中国股市的长期趋势已出，月线的MACD不会轻易掉头，虽然这才是大盘八月的第二天，但红八月我仍然坚持判断，今天的这个“吊睛白额虎”挺在景阳岗，明天就会有武松把它给收拾掉。你也别一看小趋势的震荡就担心得一会儿脸红一会儿脸黄。至于你还非要我扯一扯武大郎，对不起，别说这回了，我们下回还不一定分解。

附：一篇网文的摘录

樊纲：中国还有几亿人没就业 不能持续增长就完蛋了
　　樊纲本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不喜欢武侠故事、星球大战，因为它们没有逻辑；喜欢悬念、推理、警匪故事，因为它们是有逻辑的。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大都喜欢推理、辩论，樊纲说自己喜欢争论的感觉。因此，由樊纲引发的争论很多：1993年，樊纲在《求解命运的方程》关于人生观的论述，引发了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的大讨论；在"新经济"一说最热的时候，樊纲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新经济"，泡沫总会破掉(《新经济批判》，2001)，他因此背上扼杀"新经济"的恶名……
　　指点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更容易引火烧身。就业问题，财政补贴问题，紧缩货币政策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对其针锋相对的批判，甚至有人撰文《樊纲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悲哀》，攻击其曾经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不顾企业的生死。于是，有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是官方的代言。对于以上，樊纲希望从本源来回应质疑--经济学家应该起的作用是什么？"经济学家实际上做一个仲裁者的作用，它要告诉各个利益方，如果不妥协，如果不采取均衡，双方都会吃亏。"
　　因此樊纲会当着企业骂企业，告诉企业错在什么地方；当着政府的时候，樊纲会告诉政府错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当着企业骂政府，可是政府听不到，只起到取悦听众的目的。而我当着企业会说你们企业错在什么地方，你们应该怎么理解政府的政策，这样就会给人留下替政府说话的印象。而他们不知道我会当着政府骂政府。"樊纲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20余年，喜欢争论感觉的樊纲争议不断。但现在，樊纲止于提出问题。"骂人很容易，需要骂人的地方也很多，但这不能解决问题，"樊纲看到，难的是怎么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应该做的是怎么推动改革。
　　有人已经在讨论危机问题和长期发展问题的矛盾，有人开始思考即使渡过危机又如何。樊纲关注宏观经济，也研究体制和发展的问题。但身处百年大危机，他无意争论，只谈宏观调控，"我们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几亿人没有就业，如果不能持续增长，如果危机使我们停止增长，我们就没有'长期'了，我们完蛋了。"
　　政府要逆风调节
　　在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就是"和市场对着干"。
　　《英才》：如果可以和上次危机相比，你认为后面会再有十年大萧条吗？
　　樊纲：这次危机是几十年金融泡沫的一次大破裂，确实是百年不遇。不论从金融危机的深度还是广度讲，它都大于1929年的危机。
　　1929年危机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十年大萧条，全世界的GDP减少了50%，企业倒闭、破产，工人失业、饥荒，最后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口，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不会像1929年的危机那样，引起十年的深度大萧条。

《英才》：为什么可以避免十年大萧条？
　　樊纲：应该说，各国"联手救市"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9年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大家可以看到基本的现象是，这次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没有什么争议，赶快采取救市政策。经济学家对政府要做事情也没有争议，要做事情的方向和基本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争议，争议在于用什么方法更有效。
　　《英才》：老百姓似乎不太满意，华尔街犯了错，要纳税人买单。
　　樊纲：的确是这样的，在美元体系下，风险都被别人分担了，他们看不到风险，所以疏于监管。包括房地产任其发展，任其五六年的时间拱出这么大一个房地产泡沫，没有采取压的措施。所以美国的纳税人、美国的政治家都在骂，你们"热"的时候不做事情，经济泡沫起来的时候不做事情，喂肥了华尔街"肥猪"，现在又让我们纳税人出钱救华尔街的这些"肥猪"，所以他们很气愤。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在热的时候采取措施。
　　《英才》：就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需要宏观政策来降温？
　　樊纲：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贪婪，容易去抓各种投机机会，挣的越多越想挣，就不顾风险，所以市场会出现波动。波动怎么解决？历史上人们进行了各种实验，最后大家的结论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加一个政府的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宏观调控政策。调控政策的本质是不假定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只是规定政府在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条件下做一件事情--在鼓泡沫的时候，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也就是逆风调节，就是和市场对着干、和企业对着干。
　　《英才》：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企业家对上一轮的"降温"政策言辞颇多。
　　樊纲：经济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政策是得罪人的，是谁都反对的，尤其企业界。但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不是只在危机的时候做事情，而是在没有发生危机之前、在引起危机的因素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挣钱高兴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监控市场，防范风险，同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进行调控，防止泡沫出现。
　　必然要付出特殊代价
　　"宏观经济政策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短期政策，它应随着情况的变化而相机变化的。"
　　《英才》：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政府的调控措施似乎都会遭受非议，而且诸多非议也不是无中生有的。
　　樊纲：宏观政策调控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替代方案是什么？说这个政策有问题，那么你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如果替代方案不如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现在政府看着经济往下滑如果不采取政策，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30年代大萧条，那么多人的挨饿，那么多人失业，整个社会陷入动乱。
　　现在我们宏观调控会出现问题，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宏观调控不是常态的手段，是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人把它当成一种常态的政策来批判，但应对危机的政策必然需要付出特殊代价，它的机会成本就是危机的加深、是大萧条的出现，针对大萧条那样的机会成本，付出一些现在的政策成本，那是值得的。连机会成本的逻辑都不懂的人，以后不应该称自己是搞经济学的了。
　　《英才》：就像美国救市，大印钞票，全球也几乎采取了一样的措施，大家担心这必然导致通胀的到来。
　　樊纲：宏观经济政策不是长期政策，宏观经济学家也没有那么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没有那么傻，会把这个政策用三年、五年，他是一个笨蛋才会把同一种政策长期的用下去。
　　宏观经济政策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短期政策，它应随着情况的变化而相机变化的。它今天发了货币，明天还有其它方法来"收"货币。如果信贷萎缩的问题开始发生逆转，货币政策就应该逆转。美国过去是买国债，抛货币，也许不久以后就要开始抛债券，收货币。所以这也是我们对货币当局的建议，随时观察经济的变化情况，一旦信贷萎缩问题解决了，一旦货币的流通速度提高了，一旦市场的流动性开始出现过剩的问题了，就要及时的调整，及时转变货币政策的操作。
　　宏观政策不是万能
　　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不了企业治理结构、产权问题，它只是一个总量调节的政策。
　　《英才》：最近媒体上议论比较多，说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没有助于解决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反而使体制有一些恶化，这一点你怎么看？
　　樊纲：我同意。比如说是要给企业很多钱去保企业，还是去通过公共建设、公共项目来扩大需求，就会出现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是用公共项目扩大需求，而且人们可以平等的竞争，竞标公共项目的建设，而不是给国有企业很多钱，那么对体制损害小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体制改革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结构调整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管不了那么多事，那些事需要另外的一些政策来解决，比如采取体制改革政策，结构调整政策。经济学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有多少个经济变量，需要多少个经济政策，N个经济变量需要N个政策来加以调整，不可能指望一个政策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它本身就是短期调节总供求关系，是托住经济或者压住经济波动这样的一种政策。
　　《英才》：宏观经济学有自己的界限，它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有些问题是它管不了的？
　　樊纲：很多人谈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总是把一些其他的问题带进来，包括还要解决社会问题。它解决不了。比如说社保，让宏观经济政策花很多钱去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是，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是社保体制没有改革。社保体制没有改革你怎么花钱？所以它替代不了社保体制改革的问题，它也替代不了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问题。它最多在短期内发一点消费券，临时的几个月消费增长。它更解决不了企业治理结构，产权问题，它只是一个总量调节的政策。我现在确定担心的问题是短期政策都不错，但缺少长期的视野，在忙着解救危机的时候，忘记了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应该并行不悖地抓紧进行。
　　空谈长期问题叫唱高调
　　"用唱高调的办法来谈论解救危机的政策，这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
　　《英才》：宏观调控的效率问题也是备受争议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樊纲：任何政府花钱都有效率问题，都有腐败问题，最近英国还出现报销丑闻。任何公共项目的腐败也是最可能的，美国永远看到公共项目修的路老修不完，私人项目一会儿就建好了。他们也有效率问题，也许我们这个问题更大一点，但是这个需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关于花钱效率问题，凯恩斯有最经典的回答。它设计宏观花钱的办法：花钱雇一批人去挖废矿，挖完废矿后往里埋一些美元，第二天告诉人们那里有美元，你们去挖废矿。第三天再雇一帮人去埋一些美元，做无用功，完全没有微观效率。但它的结论是什么？有人就业了，有人拿了工资买东西了，只要有了总需求的增长就有了宏观政策的效应，这跟微观效率是两码事。《英才》：怎样可以兼顾微观效率？
　　樊纲：当然我们不想这么花钱，想把宏观和微观都结合起来，政策总是这样考虑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大量的建设是需要的，它本身有一定的效率保障，比如铁路是瓶颈，地铁是瓶颈，公交是瓶颈，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是瓶颈，这些瓶颈消除了它还有放大的作用。我们只要保证这一点，把钱用在长远发展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还是会有报酬的。
　　《英才》：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即使渡过了危机，又能怎么样？中国的发展问题依然亟待解决，但是似乎在危机中受到了冷落。
　　樊纲：我们要想长期问题，但是不等于要否定解决当前的危机。凯恩斯当时说的话是"长期我们都死了"。现在不赶紧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不把危机的趋势打断，还有什么长期，特别对我们中国经济来讲，如果我们陷入一个几年衰退，我们经济还有没有下一轮都成问题.长期问题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是后话，危机爆发了的时候来谈长期问题那叫唱高调。用长期问题、用唱高调的办法来谈论解救危机的政策，这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说"我们宁可经济不增长，也要调整结构，"经济不增长农民工回乡了，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逆转了，那个结构好吗？中国经济不增长什么结构都调整不好。正是从长期来讲，不增长是致命的。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论宁可不增长。